很多年后，毛泽东回忆起1935年9月9日，依然觉得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那时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不久，就出现到哪里去的争论，四方面军的张国焘想南下建立根据地，而在遵义会议得到大家认可的毛泽东，则坚持北上打通国际通道，争取苏联援助。

双方争执不下，张国焘随即向陈昌浩发送了电报，意图通过党内斗争手段来化解这场纠纷。

夺权即可。

电报传到叶剑英手里，他感觉这事不得了，赶紧跑去告诉毛泽东，让他尽快想办法。

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马，红一方面军只有不到1万人，张国焘想用武力解决问题，毛泽东能有什么办法。

9月9日深夜，毛泽东带着中央机关、彭德怀的三军团离开驻地，又在俄界汇合林彪的一军团，才把红一方面军收拢起来。

他们将军队的番号更改为“陕甘支队”，毅然决然地独自北上，以期探寻新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八日之后，陕甘支队成功夺取腊子口，进而踏入甘肃岷县之哈达铺，此行旨在进行充分的休憩，以便随后作出对前行的决策。

毛泽东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搜罗书和报纸，除了缓解行军途中的寂寞无趣，还可以了解当地新闻，以及最近的时局消息。

毕竟对时局最新动态缺乏了解，这无异于闭门造车，极易导致判断上的失误。

哈达铺是个穷地方，除了一些旧报纸什么都没有，毛泽东叹口气，有总比没有好，凑合着看看吧。

可正是在这些旧报纸上，毛泽东看到一条消息：“全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

震惊了。

他得知陕北驻有红军，起初不过将之视为零散的游击队，未料其影响力微弱，难以掀起风浪。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竟然存在着规模可观的根据地，这一发现令他大感意外。

毛泽东和同志们开会商量，做了一个决定：到陕北去。

休整完毕后，他们继续踏上征程，成功击退了敌军的追击，翻越了宁夏的六盘山。历经一个月的艰苦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了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一年悲壮行军的圆满结束。

在翻越六盘山的时候，毛泽东望着天高云阔的苍茫大地，心情激荡的填了一首《清平乐》：

碧空如洗，云朵稀疏，遥望南飞的雁群直至视线尽头。若未登临长城，便不算真正的英雄，细数脚下的足迹，已有两万里之遥。

六盘山巅，高峰耸立，红旗在凛冽西风中猎猎飘扬。今朝，手中紧握长缨，何时才能将那苍龙紧紧束缚？

经过数次战斗，这支红军就剩下7000人了，毛泽东还认为长缨在手，想着缚住苍龙，心可真大。

长征胜利结束之际，陕甘支队与徐海东所率领的十五军团成功实现会师，从而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编制。此时，两军兵力总计约达1.3万人。

红军的势力显然有所增强，然而就其作为一支武装力量的角度来看，仍显薄弱。纵使红军的战斗力堪称强劲，但这样的消耗能持续多久，实难预料。

正当红军踏上前往陕北的征途之际，蒋介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亲自担纲总司令一职。张学良则以副司令的身份领命，统率二十万东北军对红军发起了围剿。与此同时，杨虎城麾下的三万精锐以及马鸿逵、马步芳各率领的两万兵马，亦加入了这场对红军的讨伐之战。

硬拼不行。

为了在陕北得以立足，红军亟需开辟新的道路，寻求一条化解危机的独特策略。

毛泽东发现，能摆脱危机的似乎只有一条路：

抗日。

2

抗日为何是出路？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已侵占东三省及热河地区，加之华北地区部署的约两万中国驻屯军与伪军，其势力范围已遍及黄河以北广大区域。

昔日的列强制衡格局已然破裂，日本崛起为独霸一方的侵略力量，一旦其做好充分准备，便可在任何时刻发动一场规模庞大的侵略战争。

我国民众骤然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机已近在咫尺。

要化解亡国之危，唯一的途径便是全国上下团结一心，摒弃纷争，共同抵御外敌。不论内部矛盾如何重重，首要之务是先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

凡有谁敢公然宣称反对抗日，便等同于与人民和祖先决裂，行走江湖时难免遭受他人指指点点。

也就是说，抗日共识已深入人心，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准则。。

若欲携手抵御外侮，抗日救国，那么于中国人民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无疑是内战的持续。内战不仅耗费了我国的国力，更让觊觎我国的日本势力从中渔利。

内战者失民心。

蒋介石的战略核心是“先内后外”，在他看来，国内各派势力错综复杂，党派纷争迭起，实在难以实现团结一致以对抗日本侵略。

唯有彻底铲除诸侯与各方势力，蒋介石方能巩固其无与伦比的领导地位，将所有资源集中用于抵御日本侵略。

蒋介石的思路。

然而，其他诸侯与派系并不赞同。蒋介石的“安内”政策，岂不就是要对我们下手？为何蒋介石可以安然无恙，而我们却要遭受灭顶之灾？

“老蒋，别再排除异己了，快与我们携手抗日，切莫孤注一掷，走上一条不归路啊。”

诸侯的抗日呼声，令蒋介石在舆论场上颜面尽失。他既不能公然宣称抗日之举有误，亦不敢直言需先将诸侯势力一一清除后再行抗日。

那就更非法了。

所以以“抗日”这一主题为轴心，我国的势力再次划分为两大阵营。不论公私，界限清晰。

此刻的抗日斗争，不仅是解救国家危机的途径，亦成为国内各派力量争斗的利器。凡举起了抗日旗帜，便能在激烈的角逐中稳占上风。

苏联希望抗日。

彼时，希特勒身为纳粹德国的领导人，正专注于国家建设，国力日益壮大，其对欧洲的征服野心亦日渐显露。

欧洲对苏联而言至关重要，绝不可有任何闪失。斯大林的工作重心固然在于抵御德国的威胁，然而，日本野心勃勃，已侵占东三省，其北上的侵略步伐，说不定何时便会触及苏联边境。

斯大林期望我国能主动投身抗日，于东亚大陆遏制日军的攻势，切莫心生异念，意图北上挑衅苏联，否则苏联将不得不面临东西两线的夹击之困。

1935年夏日之季，共产国际于莫斯科召开了一届重要的大会。在此背景下，中共代表团驻共产国际依照大会的精神要义，精心草拟了一份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宣言。该宣言疾呼国内各界力量应立即停止纷争，团结一心，共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之中。

中央及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便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指出：无论何种政治立场，只要坚决抵抗蒋介石的统治并抗击日本侵略，均有权参与合作。

1935年12月，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定下“抗日民族战争”的路子，毛泽东还写了一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此刻正处于变革的临界时刻，党肩负着将红军的行动与全国范围内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各项活动紧密融合，构建成一条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的重任。”

放弃阶级斗争旧路。

国内齐心协力，国际广泛支持，各派力量亦为求存而共同抗敌......抗日遂成为时代的鲜明主流。

此刻若再行阶级斗争与内战之举，定然难以获得任何人的支持。众人皆会诘问，日本人已兵临城下，尔等纷争不休，岂非助长了敌势？此等言语，无不带有鄙夷之意。

顺应人心，无误。

毛泽东和中共的翻盘之路，便是扛起抗日大旗，和其他势力结成同进退的统一战线，挫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谋划。

找出路，为国家，也为自己。

或许此言略显直白，然而深思之下，却也并无不妥。成功者往往与时代的需求不谋而合。

他们洞察时代潮流，巧妙地将其为己所用，继而融入时代的发展脉络，最终凭借自身的才能与智慧，引领时代潮流，书写了一场逆风翻盘的人生传奇。。

理想照进现实了。

3

既然前进的道路已然明晰，接下来的关键便在于如何付诸实施。

在围剿陕北红军的庞大军队中，马鸿逵与马步芳乃世代传承的西北军阀，其立场之坚定，不容轻易动摇；张学良，身为曾经的副总司令，亦非轻易可打交道之人；唯有杨虎城，他出身于江湖，行事风格颇为独特。

他源自陕西刀客，历经多年沙场征战，官至17路军总指挥，与蒋介石并无瓜葛，堪称典型的杂牌军将领，且属旁系出身。

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其“安内”之举便着眼于如杨虎城之流。他促使杨虎城参与对红军的围剿，实则意图使杨虎城与红军相互损耗，待双方力量消耗至一定程度，蒋介石便顺水推舟，撤销相应的军队番号。

蒋介石意图何在，杨虎城心中清楚。

杨虎城乃一位充满热血的男子，数年前便有带领部众前往华北抗击日军的念头。然而，蒋介石的禁止使他无法成行，毕竟若17路军失控，后果不堪设想。

杨虎城鉴于保存实力与巩固地盘的考量，遂对与红军交战持保留态度。作为一位中国人，他怀揣着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因此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深感认同与赞同。

判断出杨虎城的心理，毛泽东下手了。

1935年11月，也就是刚到陕北不到1个月，毛泽东写下亲笔信交给汪锋，让他去西安联络杨虎城，并且提出一个口号叫“西北大联合。”

毛泽东的信，正是杨虎城想要的。

杨虎城几乎未加深思熟虑，便决然赞同“联共抗日”，与红军并肩作战。然而，鉴于双方系首次携手合作，诸多具体事宜仍需进一步商榷与明确。

直至1936年4月，双方终于达成了一系列协议：红军与17路军约定互不侵犯，并互派代表，同时在杨虎城将军麾下设立了秘密电台。17路军亦承诺协助红军运送物资，并共同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

最后一项事宜尚待时日，而当前红军亟需关注的，乃是前三项任务。

红军弱小，陕北首获助力。

稳住杨虎城，张学良在后。

昔日，张学良与蒋介石情同手足，亲密无间，无论外界如何试图离间，二人始终紧密相连。不熟悉的人或许会误以为他们如同挚友一般。

实际上，在张作霖遇刺身亡后，未满三十岁的张学良不仅看重蒋介石所拥有的英美教育背景，更在内心深处对蒋介石抱持着一种如同父兄般的情感与敬仰。

蒋介石对张学良并非如此。

张学良于他而言，并非只是一个十四岁的稚嫩弟辈，而是一位掌控着三十万雄兵的独立军事指挥官。他与李宗仁、阎锡山并无二致，唯一的区别，或许仅在彼此关系的亲疏罢了。

只要有机可乘，蒋介石对削弱张学良势力之举，即便是在暗地里下手，也绝无顾忌。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所辖领地不复存在，然而，其麾下的东北军仍屹立不倒。只要这支军队紧随张学良的指挥，蒋介石便始终难以安心。

让他们剿共即可。

1935年9月，张学良被派遣至陕西，肩负起围剿红军的重任。彼时，他心中满怀信心，轻视红军，将其视为一群乌合之众，认为对付他们不过是易如反掌。

结果超乎张学良预期。

东北军的110师在劳山遭遇重创，伤亡过半；107师于榆林桥遭遇惨烈败绩；109师在直罗镇亦被红军全数剿灭。自东北军入陕以来，剿共之战鲜有胜绩。

张学良惊了，这帮土包子竟这么狂？

“东北军损失如此惨重，我该如何自处？”

自东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及其东北军将士的抗日激情愈发高涨。毕竟，他们的家乡父老仍身处东北，而他们这些东北儿郎却流离失所于关内，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亦成为了张学良的强烈愿望。

“内战终非长久之计，你们即便奋力拼搏，亦难以取胜。不如携手并肩，共同抗击日寇吧。”

成功说动高福原。

高福原坦言，众望所归，均希冀重返东北故土。然而，关键在于张学良的态度。若张学良有意与红军携手，则一切障碍将不复存在。

彭德怀慷慨赠予他200元，嘱托他返回充当说客。

高福原返程后，便向张学良传达了红军的立场，并将联合抗日的方针告知于他，以期张学良审慎决策。

恰逢张学良在南京召开会议之际，他特地前往上海寻求与中共建立联系，意图拉近双方关系。如今，红军主动前来寻求合作，还有什么可犹豫的？自然是迅速答应为上策。

自此而后，红军与东北军在白昼于沙场之上模拟交战，仅需向空旷之处发射数弹便作罢，入夜则共聚一堂，欢聚一堂。红军演唱的曲目，如《松花江上》等东北名曲，令东北军士兵们泪眼盈盈。

夜唱楚歌如汉军。

毛泽东又给王以哲、于学忠等军长写亲笔信，说我们都是自己人不要打仗啦，以后要合作抗日等等。

如此一来，上层与下层共同努力，东北军亦被成功纳入统一战线之中。

1936年四月，周恩来与张学良于延安的天主教堂展开谈判，双方正式签署了联合抗日的协定，并在东北军内部设立了秘密的通讯电台。

红军、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共同构筑起了一个紧密团结的西北联军体系。。

短短数月间，面对未知的征途，7000名红军战士成功化解了重重危机，如今只待迈出最后一步，即可实现逆袭，扭转战局。

杨虎城

4

张学良与杨虎城暗中与红军取得联系，此事蒋介石自然洞若观火。

蒋亦与红军联络。

自红军抵达陕北伊始，他便着手指示陈立夫与中共展开联系，同时委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与王明进行交涉，旨在探讨构建一种全新的国共合作关系。

估计他以为红军剿的差不多了，完全可以用政治手段压制中共，然后腾出手来做别的事情，比如扫平其他诸候之类的。

国共双方原本已就多数议题达成广泛共识，然而蒋介石提出，红军师长级别以上官员须全部卸任，并仅保留不超过三万的红军编制。

毛泽东一个条件都不答应，他明白只要答应蒋介石的条件，可能转头就被暗害了，而且他要求红军不仅不能减少，还要扩充。

不妥则延迟。

然而，张学良与杨虎城暗中与红军建立联系，此行为令蒋介石难以容忍。

在蒋介石看来，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结成联盟，实为公然树起一帜，此行为不仅使得红军难以剿灭，更孕育出一股愈发强大的反对力量。

蒋介石一面与红军取得联系，一面指使张学良与杨虎城对红军发动攻势，意图诱导三方势力相互冲突，从而坐观成败，坐享其成。

张学良有点窝火。

显然，面对红军的强大，蒋介石却执意驱使我们与之交战，这难道不是为了打压异己吗？我们迫切要求立即结束内战，共同抵御外敌，然而蒋介石却执意挑起内战，他的意图究竟何在？

蒋介石主张“先安内而后攘外”，而全国民众及各界力量则迫切要求立即抵抗日本侵略，这无疑引发了关于抗日策略的激烈争论。

纵然蒋介石持有其独到见解，然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抗日已成为全民共识，无论普通民众，抑或是红军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均身处道德的至高点之上。

对比之下，蒋介石政治失当。

张学良屡次向蒋介石倾诉衷肠，恳求停止对红军的攻击，呼吁双方携手共抗外敌。

蒋介石的态度犹如顽石般坚定，无论如何都不愿妥协，甚至断言：“红军近在咫尺，而日本则远在天涯，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乃是红军。任何心怀去对抗日本之念者，便是汉奸卖国贼。”

是说给张学良的。

而且，在张学良与杨虎城联络红军之际，蒋介石已将中央军队调集至陕西周边，意图让中央军进驻，进而围剿共军。同时，他打算将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逐步调往河南、安徽等地，以便逐步分化并瓦解这两支军队。

蒋介石权术高超。

权术再妙，不及张学良勇猛。

1936年12月11日，张学良与杨虎城闻悉，前往河南与安徽的调动命令已趋成熟，仅待正式公布。

一旦“三位一体”的格局被打破，众人便沦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此时不妨放手一搏，奋力一击。

凌晨，西安事变发生。

张学良下令，派遣两个卫队营火速赶往华清池，旨在生擒蒋介石。翌日拂晓，他们将其带回西安城。在这一夜的风波中，蒋介石损失惨重，不仅丢掉了一副假牙，还摔断了一节骨头，从此落下需要拄拐杖的残疾。与此同时，杨虎城将军封闭了西安城，将陈诚、邵力子、蒋鼎文等要员悉数扣押。

破晓时分，张学良与杨虎城向全国发布通电，声明拘捕了蒋介石，并提出了八项要求：重组南京政府，吸纳各党派共同拯救国家、停止内战，齐心协力抗日等。

他们在行动之初就给中共发电报，请中共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还问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什么意见。

当时焦点是杀蒋或放蒋。

中共起初主张杀蒋。

朱老总表示什么都别考虑，先杀了再说。毛泽东称赞张学良是全国抗日领袖，应该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

可以理解。

历经十年的国共冲突，无数红军战士惨遭国军枪弹夺去生命，众多党员及其家属亦无辜遭受杀害。在这场战争中，每一位党员与红军战士都对国民党怀有深仇大恨。

此外，革命的根本目标在于终结蒋介石的统治，如今既然已将其捉拿在手，岂能不加以惩处，等待何时？

南京方面，如何应钦等人士，意图采取武力手段，即派遣军队对西安发起攻势，以强制方式解救蒋介石。

战事难免会带来牺牲，若张学良与杨虎城被迫对蒋介石下手，那恐怕连何应钦在梦中都会感到庆幸。事实上，何应钦的内心深处，也埋藏着对蒋介石的杀意。

社会各界要求释放蒋介石。

罗家伦、梅贻琦、蒋梦麟等一群知识分子联名致电张学良与杨虎城，指出他们扣押蒋介石的行为是失当之举。

《申报》、《大公报》等众多媒体，通过舆论阵地对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指责，不认同他们拘押蒋介石的做法。

最终，学生们亦走上街头，高举蒋介石的肖像，对拘押蒋介石的行径进行抗议游行。

张学良一脸困惑，“倡导全国一致抵抗外敌，摒弃内战”本应是全民共识，为何如今我提出促使蒋介石抗日，却被众人指责？

鉴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张学良贪图私利，意图扣押领袖以攫取权力，甚至可能引发内战。

不重要。

斯大林支持即无问题。

他们策划“西安事变”，其核心策略在于借助中共之力，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以期获得苏联的支持与援助，进而组建抗日政府。

若非苏联与斯大林的鼎力支持，一切希望便宛如镜中花、水中月，徒留空想而已。

斯大林坚决不支持。

斯大林的目的是牵制日本，防止其北上侵扰苏联，至于革命等事宜，则可留待日后考虑。

中国如何牵制日本？

斯大林认为，张学良的声望尚不足以胜任抗日领袖之职，而中共的力量亦显得薄弱，不足以托付重任。在他看来，唯有蒋介石具备整合国内各方势力的能力，方能为抵御日本侵略提供坚实保障。

斯大林建议放蒋。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想杀蒋的时候，周恩来建议问一下苏联的意见，几天后斯大林回电的态度很明确，他说张学良损害了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建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据说毛泽东气的把电报都撕了。

既然苏联及斯大林的态度偏向放任蒋介石，那么在西安事变中，各方的期望皆化为泡影。随之而来的便是如何妥善处理后续事宜的问题。

中共撤销了对蒋介石的武力处决要求，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以中立者的身份推动和平解决方案的达成。

在南京，宋子文与宋美龄亲赴西安，肩负起替代蒋介石进行谈判的重任。

张学良与杨虎城同样陷入了两难之境，他们即便满足了蒋介石的诉求，也只能将他放回南京。

起初，蒋介石坚决不肯让步，坚称张学良的行为有损领袖的威严。然而，在宋美龄的劝解下，他逐渐意识到南京城内亦暗藏玄机，于是告诫自己不宜过于强硬，待活着返回南京后再作打算。

蒋介石最终应允了这八项要求，并郑重承诺将摒弃内战，转而将抗日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他还立下誓言，若在返回南京前再有内战爆发，责任由你们承担；而若在抵达南京之后爆发内战，则由我一人负责。

尽管张学良在飞机着陆后便被实施软禁，东北军也随即被分化瓦解，但西安事变最终仍得以圆满解决。

全面抗战将于明年爆发。

5

如今，众多人认为，张学良未有必要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

这事宜分而论之。

张学良的初衷在于将蒋介石安全送回，以期蒋介石心怀感激之情，将他释放，如此一来，既可流传一段美谈，亦能保全蒋介石的颜面。

蒋介石不要脸。

恰逢苦寻良机以捉拿张学良不得之际，如今他竟主动踏入陷阱，正可将其软禁于南京以泄旧怨，同时借此机会分化东北军，根除心腹之患。

张学良确实幼稚。

他自认为掌握着棋局的布局，实则不过是大棋局中的一枚棋子，除却他所指挥的东北军，他并无任何可用于博弈的筹码。

倘若张学良未曾将蒋介石释放，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或许将变得尤为艰难。

无论如何，蒋介石身为国家领袖，若被随意扣押而不加惩处，恐将给人留下轻视之举的印象，似乎扣押国家领导人并非严重之事。

国民党派系林立，若今日李宗仁将蒋介石软禁于广西，明日阎锡山又将之囚禁于太原，乃至第三日马步芳将蒋介石押解至青海，享用羊肉佳肴，岂不是陷入了混乱的境地？

因此，蒋介石为维护面子与尊严，即便回到南京，亦不得不发动内战，以重新解决西安事变之纷争。

张学良将蒋介石迎回，随即又将其软禁，此举恰如其分地保全了蒋介石的颜面，亦未给其他将领留下不良影响。

这无疑是最佳方案。

张学良不太愿意。

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共与红军。。

原本阵容强盛的八万中央红军，在经历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后，人数锐减至仅余7000余人。与第十五军团及第二、第四方面军会师，总兵力也仅有三万余人，且陷入陕北之地，正面临超过二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操盘他人必死无疑。

可毛泽东和同志们判断出时代风向，主动顺应人心，还撩拨时代潮流为己所用，玩了一把绝地反击。

随着1937年的到来，陕北的根据地正式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亦被改编为八路军，而蒋介石亦正式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存在。

黑暗岁月已结束。

他们于此地休养生息，历经抗日战争的洗礼，不断壮大，终于在12年后迎来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丽景象。

转折点是西安事变。

尽管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个人行为，但这个局，却是毛泽东和同志们做出来的。

这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