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全部撤回中国境内》的声明，宣布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这场持续28天的战争，以中国军队攻克谅山、威逼河内的军事优势戛然而止。

越南《人民报》事后披露，时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黎仲迅在作战会议上直言：“幸亏他们撤得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场闪电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战略博弈？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中越边境万炮齐发，解放军东西两线22.5万兵力同时突破越军防线。根据中国军网披露的作战日志，战役第一阶段（2月17日-2月25日）重点拔除高平、老街等战略据点，第二阶段（2月26日-3月4日）集中兵力攻克谅山，形成威逼河内的态势。3月5日撤军令下达时，我军已控制越南北部6个省会级城市，摧毁越军40%的边境防御体系。这种速战速决的打法，与战前中央军委“有限时间、有限纵深”的作战方针高度契合。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回忆录中提到，邓小平明确指示：“我们不要越南一寸土地，但要让他们知道挑衅的代价。”这种精准的战略定位，使得战役始终控制在“惩戒”范围内，避免陷入长期战争泥潭。谅山战役的惨烈程度，至今仍是越南军方不愿触碰的伤疤。1979年3月1日，解放军集中306门火炮对谅山市区进行饱和式打击，单日发射炮弹1.2万发，相当于每分钟8发炮弹落在每平方公里土地上。

越南《人民军队报》事后承认，谅山守军第3师“几乎被全歼”，师长黄扁山在突围时被击毙。

更让越南后怕的是，我军攻克谅山后并未乘胜追击。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作战会议上强调：“我们的目标不是占领河内，而是让越南明白，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种克制让越南高层惊出冷汗——若中国军队继续推进，河内的防御体系根本无法阻挡。苏联的军事动向始终是悬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解密的外交档案，战争爆发后，苏联立即向越南提供了价值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20架米格-21战斗机和400辆T-62坦克。更危险的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6艘导弹巡洋舰开进南海，试图对中国形成威慑。但中国的外交布局早已埋下伏笔。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期间明确表示：“小朋友不听话，要打打屁股了。”这种暗示让美国心领神会，战争期间，美国通过卫星向中国提供了苏联在蒙古的军事部署情报。

当苏联试图拉拢印度牵制中国时，中国外交部迅速与巴基斯坦达成军事合作协议，形成战略牵制。广西龙州的支前纪念馆里，至今陈列着当年的运输票据。数据显示，战役期间日均向前线输送物资2000吨，其中70%依赖人力畜力。云南方向的盘山公路上，运输车队每天要遭遇30余次越军袭扰，司机们发明了“夜间闭灯行驶”的绝技，用手电筒反光指引方向。这种后勤压力在撤军阶段达到顶峰。为防止越军反扑，我军采取“边清剿边撤退”策略，沿途埋设地雷12万枚，炸毁越南北方70%的公路桥梁。时任55军军长朱月华回忆：“撤退时每辆车都超载30%，战士们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把缴获的粮食运回国内。”

当最后一批中国军队撤回境内时，越南国防部的作战地图上，河内正北方向的防御纵深已被压缩至50公里。这种军事劣势迫使越南在战后十年内，不得不将60%的兵力部署在北部边境，直接导致其“印支联邦”计划破产。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场战争客观上加速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9年我国国防开支占财政支出比例从17.3%骤降至15.1%，释放出的资源为深圳特区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持。美国《时代》周刊评论称：“中国用一场战争赢得了发展空间。”站在友谊关城楼俯瞰中越边境，当年的战壕已被荒草覆盖。但这场战争留下的疑问从未消散：如果中国军队继续进攻河内，越南的“全国总动员”能否扭转战局？苏联的军事干预是否会引发更大规模冲突？更关键的是，这种有限战争模式，对当今国际冲突解决有何启示？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广西烈士陵园的无名墓碑里。那里安葬着28天战役中牺牲的7814名烈士，他们用生命书写的战争密码，至今仍在叩问着和平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