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电话，直接打到了南京军区大院，接电话的是王平上将的秘书。

电话那头，军区作战值班室的语气公事公办：“王政委机位紧张，请自行解决火车票。”

王平听完汇报，愣在原地半晌。

就在几个月前，新上任的南京军区司令丁盛，还是他的老部下，冒着大雨提着桂花鸭来看他，一口一个“老政委”，亲热得很。丁盛一句话，就解除了他多年来“外出须层层请示”的禁令。

怎么到了进京开会这个节骨眼上，一张专机机票都吝于安排？

这盆冷水，泼得王平心里拔凉。

要知道，从1972年春天获准离开管制点，到1975年初，他已经等了快三年。

这三年，名义上是“自由”了，实际上活动范围仅限南京市区。墙外就是新街口的人声鼎沸，对他而言却远如天边。想去看看老战友，得打报告，层层审批，一份“自由”被附加了太多前提，显得格外讽刺。

他不是没努力过。托女儿给北京的叶帅递了纸条，换来了进京面谈的机会。结果呢？在京郊招待所枯坐三个月，连决策者的面都没见到。

希望越大，失望越重。

眼看着韦国清、许世友、杨得志这些老战友一个个在报纸上复出，唯独他这里毫无动静。五年羁押隔离，早已磨掉了他的锐气，剩下的只有军人式的隐忍和日复一日的焦灼。

就在这时，丁盛来了。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从广州北上，接任南京军区司令。

这两人渊源极深。

1935年娄山关，王平是团政委，丁盛还是下面的连级干部。1951年朝鲜战场，王平是20兵团政委，丁盛的54军正是他麾下的王牌。一个发令，一个执行，几十年的战火情谊，早已刻进骨子里。

丁盛到任后，第一时间就来看望王平。那晚风雨交加，他却坚持步行，理由是：“老政委，在军区您还归我管，我应该来报告。”

一句玩笑，瞬间拉近了距离。

更关键的，是丁盛临走时那句看似随口的嘱咐：“今后王政委出门散步、探亲，不必再层层批条。”

这句话，比十道军令都管用。南京卫戍区的值班电话立刻做了调整，王平终于能坐上军区的吉普车，去访友，去探亲，享受一份迟来的、真正的自由。

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王平一直记在心里。

所以，那通关于火车票的电话，才显得如此扎眼和突兀。

从炙热到冰冷，转变毫无征兆。

王平想不通，但他没有追问。多年的政治风浪让他明白，有些事，问了也没用。

几个小时后，他换上灰呢大衣，独自一人，提着一个旧军用挎包，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夜班列车。车厢里人声嘈杂，他靠在窗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夜色，心里五味杂陈。

第二天下午，火车抵达北京。站台上没有丁盛，甚至没有军区的人，只有总政治部组织部的两名干事。

“请随我们走，行李我们来拿。”对方语气礼貌，但透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坚决。

谜底，在三天后揭晓。

王平被临时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临时增补”，这四个字信息量巨大。它意味着，这件事南京军区最初根本不知情，是更高层面在极短时间内拍板的决定。也正因此，总政下达了严格的保密指令，以免外界过度解读。

丁盛不是不想安排飞机，而是不能。

他接到的指令，很可能比王平的通知更早，也更严厉：此事保密，在官方公布前，与王平保持距离。

所谓“机位紧张”，不过是一个笨拙却必须遵守的借口。

在那个“派系”、“山头”之说盛行的年代，任何高级将领之间过从甚密，都可能被无限放大。丁盛刚到南京就为王平“松绑”，已经担了风险。如今王平即将复出，这个关键节点上，任何一点“瓜田李下”的嫌疑，都可能把两个人都拖入深渊。

避嫌，是丁盛唯一能做的。这既是自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保护王平。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王平宣誓就任。会议闭幕后，他正式接到任命：担任军政大学党委常委。

虽然仍是副职，但长达六年的“待业”状态，终于画上了句号。

返回南京前，王平托人给丁盛捎了句话：“多谢关照，往后一切照规矩来。”

没有一句埋怨，也没有半点追问。

两个在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老兵，都听懂了对方的潜台词。所谓的“规矩”，正是那个年代最冰冷也最真实的生存法则。

当个人情谊与组织纪律摆在同一张桌上，后者永远拥有优先权。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态决定的必然选择。

回到南京，丁盛没有来接站。王平独自走出车站，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了许多。

此后，两人交往渐少，成了军中“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注脚。

很多年后，两位老人都已退出现役，偶尔通电话，聊的都是战史和武器，对当年的那段插曲，只用一句“那会儿形势使然”便轻轻揭过。

“形势”二字，重于泰山。它解释了一切突然的冷落与刻意的疏远。在巨大的政治逻辑面前，个人的情感、误会，甚至委屈，都显得微不足道。丁盛那一通冰冷的电话，恰恰是出于最深层的情谊考量——确保万无一失，让你安全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