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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年代里的特殊生育记忆

那段岁月里，每个家庭都在政策与现实的夹缝中寻找出路。我至今记得1987年深秋那个夜晚，乔志用三轮摩托车载着怀孕八个月的妻子悄悄出村。车灯熄灭，直到村外才敢打开。这种场景在当时并不罕见。

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得到了严格执行。乡镇设有专门的计生办公室和执法队。“控制二胎，杜绝三胎”是那时的口号。违反规定者面临罚款、甚至更严厉的处罚。但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实现生育愿望。

我的同学中，有人生了五个孩子。六个同学各有两个孩子。更让人意外的是，乡镇七位党委成员中，竟有六位超生。这些公职人员本应带头执行政策，却通过各种方法规避处罚。

有位在医院工作的同学，开具了孩子先天疾病的假证明。有对教师夫妻，利用寒暑假去外地生子。还有人将超生的孩子落户在亲戚名下。各种方法层出不穷，目的都是为了要个儿子。

这些做法背后，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农村依然牢固。为了传宗接代，人们甘愿冒险。

如今政策已经转变。从2016年放开二胎，到2021年允许三胎，生育政策越来越宽松。但令人深思的是，当年宁愿倾家荡产也要生的人们，他们的后代却面临不同的选择。

现在的年轻人考虑的是住房、教育、医疗等现实压力。生育已从“必须完成的任务”，变成了需要慎重考虑的人生选择。

这段特殊岁月留下的，不仅是人口数据的变化，更是一代人难以磨灭的生命记忆。每个家庭都在时代洪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背后，是政策与人性、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