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实力已超越苏联巅峰，美国为何不联俄制华？

2021年10月27日，拜登总统向公众展示了他执政期间首份重要国防政策文件——《国家防卫战略》。

这份白皮书彻底改变了以往美国对华政策的模糊性，首次毫不含糊地将中国定位为华盛顿在全球范围内的头号战略竞争者。

面对这一重大战略调整，多位美国资深政治人物与智库专家，如前国务卿基辛格，随即向白宫提出了新的外交建议。

他们主张美国政府应重新调整与莫斯科的关系，试图拉近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之间的合作距离。

这些战略学者提出的构想，实际上是借鉴上世纪冷战期间美国联合中国应对苏联的地缘政治策略。

他们希望通过重建与俄罗斯的协作机制，形成一种针对中国的多边制约网络。

基辛格曾敏锐地观察到，俄罗斯的决策核心，乃至总统普京本人，实际上长期秉持着对西方世界的亲近态度。

倘若拜登政府当时展现出真诚的合作姿态，主动释放善意，整个地缘政治格局或许会迎来截然不同的走向。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短短四个月之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举动直接点燃了俄乌冲突的导火索，迫使普京陷入战略困境，不得不转向与中国深化关系。

这一系列令人费解的战略选择，究竟反映了拜登年事已高导致的判断力下降，还是隐藏着更深层的精妙算计？

关于国家权力的本质，革命理论家列宁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国家并非中立的存在，而是社会阶级之间无法化解的对立所催生的统治工具。

由于阶级之间的对立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统治阶级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体系、监狱设施、礼仪规范以及军队和警察力量，以压制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同时剥夺被压迫群体的自卫能力。

只有通过这样的强制手段，才能防止社会因持续的阶级对抗和武装冲突而陷入全面崩溃。

这一理论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全球霸权体系本质上是国际层面矛盾难以调和的必然结果。

美国正是依靠其军事力量、金融霸权以及意识形态输出，来压制那些不愿屈从于其主导秩序的国家。

在可能的情况下，美国甚至倾向于削弱其他国家的军事能力，以消除潜在威胁。

通过这种方式，国际社会或许能够避免因无法化解的矛盾而爆发大规模战争，从而维持全球秩序的存续。

可以说，在当前的全球格局中，除了美国自身，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即便是那些与其维持着紧密盟友关系的国家—都在以不同方式承担着被剥削的角色。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美国必须依赖两个关键条件来延续其主导体系的有效运行。

首先，美国需要确保那些具备潜在反抗能力的国家无法形成有效的军事对抗力量。

其次，它还必须维持自身强大的统治工具，以威慑并压制任何试图挑战其霸权的行为。

欧洲对于美国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聚焦第一点，从现实角度来看，只有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才真正具备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实力。

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国家，通常需要满足两项核心特征：工业劳动力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占据主要比例，同时工业部门所创造的价值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性地位。

仅凭拥有若干制造工厂与兴建了几座现代化都市，并不能真正定义一个工业强国。

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尽管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却仍难以跻身于真正的工业强国之列。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迅速崛起并稳固了其全球霸主的地位。

在那个时代，全球范围内具备挑战美国实力或潜力的，主要集中于日本、欧洲以及苏联这三个核心区域。

日本与欧洲在战后被美国以军事与政治手段解除武装力量，逐渐转变为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从属国。

相比之下，苏联始终表现出强烈的自主意识，拒绝向美国低头。

通过一系列包括外交施压、经济遏制与意识形态渗透在内的综合策略，美国最终推动了苏联体制的瓦解。

在美国的持续影响下，俄罗斯内部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主动削弱了自身的国防与工业实力。

尽管如今的俄罗斯尚未正式成为美国的附庸国，但其工业体系已经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与削弱。

审视当今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在应对乌克兰战事的过程中已经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战场上的推进节奏远不如预期，甚至时常陷入胶着状态。

除了时不时搬出核武器作为威慑手段来试图维持战略平衡之外，俄罗斯几乎找不到其他能够有效应对西方压力的方式，其整体实力已经难以支撑它重新站上与美国平等竞争的舞台。

正是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力的持续衰退，美国才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构建，几乎在没有对手的环境中确立了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

回顾2008年之前的十多年时间，国际政治格局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足够的实力或意愿，去正面挑战华盛顿所制定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然而，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对中国发展的严重误判，构成了其近年来最显著且代价巨大的战略失误。

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战略家长期以来认为，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影响力最多只能辐射周边，充其量扮演区域稳定者的角色。

他们未曾预料到的是，中国不仅实现了持续而迅速的综合国力提升，更逐步重塑国际权力结构，最终成为动摇美国霸权基础的重要力量。

布热津斯基曾提出观点，认为即便中国经济总量实现翻倍增长，也仅能从事技术门槛较低的制造行业，最终可能沦为向美国市场输出廉价产品的次要角色。

美国决策层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判断，实际上有其时代背景与认知局限。

在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阶段，国内虽已初步构建起一定规模的产业系统，但整体发展水平仍较为初级。

若严格依照当时的国际标准进行评估，中国实际上依然具备显著的农业国家特征，经济结构与现代化工业国存在相当差距。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有人预言二十年后中国将具备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能力，不仅西方社会觉得荒谬，就连许多国内观察者亦难以相信这一可能性。

那个时期，中国社会普遍怀有的愿景相对谨慎，大多数人的期待仅仅是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之前，经济规模能够赶超日本，这已被视为一项艰巨而宏大的目标。

倘若美国当时能够预见中国所隐藏的巨大工业升级潜力与发展动能，它极有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策略，试图将中国约束在类似日本与韩国那样的附属型经济体系内，才会准许其融入全球贸易框架。

巨大的失误已然无法挽回，再多的言辞也显得苍白无力。

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必须确保另外两个工业重镇——欧盟与日本，绝不能出现任何形式的动荡。

否则，美利坚长期以来所构筑的宏伟蓝图与全球主导地位，恐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那么这一切又和俄罗斯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实际上，这种联系极为深远。

尽管中国、欧盟以及日本均具备挑战美国工业霸权的潜在实力。

然而，这些地区普遍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弱点：它们对核心工业资源的主导权，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全球以来，无论社会所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如何创新、形态如何多样。

它们的制造过程始终无法脱离煤炭与钢铁这两大基础工业元素的支撑，其中至少一种必然参与其中。

只要牢牢掌控这两项核心资源，便能牢牢握住现代工业体系的命脉——这正是为何欧盟最初以煤钢共同体的形式诞生！

如今，支撑工业文明的基础材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过去的煤炭与钢铁，全面升级为石油、钢铁以及芯片。

这三者已成为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支柱，几乎没有任何重要工业产品能够脱离它们而独立制造。

无论中国或欧洲的制造业实力多么雄厚，也无论各自的经济总量达到怎样的高度。

一旦切断国际贸易渠道，任何一方都难以仅凭自身力量满足对这三种关键资源的全部需求。

若有人能够彻底中断这些战略物资的供应，全球经济强国的生产总值将遭受毁灭性打击，极有可能出现断崖式下跌。

而美国用以掌控这三大要素全球流动的最有力手段，正是其对海洋霸权的高度掌握！

俄罗斯拥有极为丰富的石油与铁矿资源储备，其领土在地理上与中国以及欧洲直接相邻，这一独特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唯一能够避开美国海上控制、帮助中欧实现能源和矿产领域战略自主的国家。

从美国的战略视角来看，比起中俄之间的协作，华盛顿方面更警惕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可能形成的联合关系。

当前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在数字时代若无法掌握芯片自主生产能力，长远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

即便俄罗斯在短期内选择支持中国，中国仍难以仅凭此实现技术、资源与市场的全面自主升级。

相比之下，欧盟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欧盟具备先进的芯片研发与制造能力，不存在被外部势力“卡脖子”的风险，假设其与俄罗斯实现资源与技术的深度整合，将对全球力量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欧洲地区不是依然驻扎着相当数量的美国军队吗？即便俄罗斯与欧洲之间达成某种合作，难道这样的小规模联合就能够动摇现有的国际格局？

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一个观点——美国如果希望将其霸权地位长久延续下去，不仅需要持续削弱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还必须确保自身的武装实力始终处于全球绝对领先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究竟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才能让自己在军事能力上始终保持巨大优势呢？

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方法之一，必然是大力发展军工产业，使其技术水平与生产规模都位居世界首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军工产业本质上与国家整体工业体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然而回顾这几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美国实际上在持续推动去工业化进程，国内的制造业基础不断萎缩，工业生产能力和产业链完整性都面临严峻挑战。

尽管从表面上看，美国军队的现有规模与装备水平仍然在全球范围内独占鳌头，但假如真的爆发大规模持久冲突，美国是否还能像二战时期那样，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持续建造航空母舰等大型军事装备？

美国如今所依赖的，很大程度上仍是冷战时期所积累的战略资源与军事优势。

一旦选择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美国自身工业体系已不足以支撑其战争潜力，必须寻求其他国家的工业能力为其军事力量提供支持。

放眼全球，目前能够在工业规模与生产能力方面与中国相抗衡的，仅有欧盟这一庞大的经济联合体。

因此，美国不得不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将欧洲各国紧密地纳入自身战略轨道之中，以此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然而，一旦欧洲的军事工业潜力被充分激活，其产能既可能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同样也可能强化欧洲自身的防务独立性。

如果美国未能有效掌控欧洲能源与基础工业资源的核心命脉，将极有可能面临战略上的反向冲击与力量反制。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塑造着上层建筑的形态与结构。

当某一区域在经济层面实现了深度融合和高度一体化，那么它在政治与制度层面也必将逐步走向统一与整合。

回顾历史，德意志的统一进程便是鲜明的例证——俾斯麦所推动的关税同盟为各邦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协作基础，从而为后续的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

放眼当代，欧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个更为完善和复杂的关税同盟体系，其经济一体化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区域合作组织。

尽管欧盟目前面临诸多挑战与内部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成员国之间已实现了高度统一的经济运作机制与市场框架。

回望拿破仑与希特勒的时代，他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缺乏相应的经济融合作为支撑——仅凭军事与政治手段强行推动的统一，终究难以持久和稳固。

在当代的欧洲，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整合条件已经成熟，这个大陆正迈向某种形式上的统一进程。

假如没有美国及其军事力量的干预，也没有诸如冯德莱恩这类追随者的持续施压，欧洲的政治领袖们或许早已果断地推动更紧密的联盟构建。

若不存在来自华盛顿的外部制约，那些怀揣着俾斯麦或拿破仑式雄心的领导者可能早已登上历史舞台，积极主导区域整合的进程。

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强大政治实体，或许已在历史的远方悄然浮现轮廓。

然而，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动，美国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日益严峻的竞争压力，其全球主导地位开始显现裂痕。

随着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不断升级，华盛顿不得不将其军事与外交资源向印太地区集中，这种重心的转移使得其对欧洲的依赖程度相应上升。

为了争取欧洲的支持与合作，美国很可能需要向欧洲本土的势力作出更多让步，并在权力分配方面提供更大的自主空间。

在这一进程中，美国是否还具备足够的能力来遏制欧洲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势头？

对美国而言，欧洲具有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其重要性如同耶路撒冷之于整个西方文明。

一旦失去欧洲，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将大幅削弱，甚至可能面临根本性的地位动摇。

因此，无论面临怎样的挑战与代价，美国都绝不会轻易放弃对欧洲的掌控。

经过深入考量，目前美国能够有效牵制欧洲的手段实际上非常有限。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欧洲在石油与钢铁等重要资源方面无法实现自给自足，仍严重依赖从拉美、非洲、中东及俄罗斯等地区的进口。

在众多进口来源地中，除了俄罗斯方向以外，大部分贸易通道都依赖海上运输路径。

目前美国依然牢牢掌控着全球海洋的主导权，这意味着除了与俄罗斯接壤的陆路通道，其他贸易路线几乎都无法避开美国的影响力。

理解了这一层地缘战略关系，就不难明白为何美国对“北溪”天然气管道项目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甚至强烈反对。

美国之所以主动激化乌克兰危机，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在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构筑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缘政治鸿沟。

俄乌冲突刚爆发时，部分中国网民曾一度感到庆幸，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意味着东亚压力可能减小。

然而事实上，美国此举恰恰反映出其极为精明的战略布局——他们实际是在遵循“先稳定后方再应对外部”的逻辑，意图在与中国展开更全面博弈之前，先理顺与俄欧之间的复杂关系。

若继续实施对华围堵策略，其原本设想的战略效果极有可能被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所削弱，反而间接促成俄欧之间的利益联结。

这似乎预示着国际格局即将迎来一场剧烈的变动，仿佛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此举是否反而促使俄罗斯进一步向中国靠拢，从而让中国在能源与重工业资源方面获得更稳固的保障？

实际上，这一决策更像是在多个不利选项中，权衡之后所作出的相对有利的选择。

需注意到，俄罗斯不仅在经贸层面与欧洲保持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双方的文化渊源与价值认同也历来深厚。

无论是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启蒙追求，还是普京执政以来与欧洲的复杂互动，俄罗斯始终怀有融入欧洲文明体系的强烈愿望。

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无论是民族特性还是文化背景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两国交往中始终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于西伯利亚及其周边区域构成了不可小觑的战略压力，这种潜在的地缘影响力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复杂变量。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果两国选择建立正式联盟，那么必然需要明确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即主导者与支持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构建长期稳定的互信基础。

然而，如果任何一方不愿接受处于次要或从属地位，那么这种联盟关系实际上很难持久，甚至可能因权力争夺而导致关系走向对立。

当前中国在外交表述上提出“中俄合作无上限”的理念，但同时也强调双方不会走向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或政治同盟。

这种策略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高明而务实的外交智慧，它巧妙地避开了明确划分主导与跟随的角色问题，从而为两国关系留下更多灵活空间。

不结盟的立场使双方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相对对等的形象，既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尊严，又实现了在具体事务上的协同合作。

这种做法不仅缓解了因实力差距和地缘位置带来的潜在张力，也为长远的双边关系奠定了更为可持续的基础。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种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能会为美国创造更多策略上的灵活性和操纵机会。

因此，从美国的战略角度分析，相较于俄罗斯倾向于欧洲，其全面转向中国无疑会带来更大的利益空间。

虽然美国可能期待这样的局面，但这种精心设计的布局能否顺利实现，目前来看仍充满变数，甚至面临彻底失败的可能。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笔者认为美国的这一战略设计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与逻辑自洽性。

如果中美之间的竞争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那么双方唯有依靠各自的实力与策略决出高下，坦然接受竞争的结果。

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并非失败本身，而是像历史上的日本与德国那样，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最终却为他人铺路，成就了别人的辉煌。

然而，根据近年来局势演变的趋势，事态正逐步显现出可能超出预期掌控的潜在风险。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俄罗斯所展现出的整体实力衰退程度令国际社会普遍感到意外，即便是美国方面也未曾预料到其军事实力与战略部署竟暴露出如此明显的短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俄乌冲突中俄方的实际作战表现，以及此前瓦格纳集团突然发动的兵变事件，均对普京在国内长期建立的强权形象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动摇。

需要明确的是，自苏联正式解体之后，俄罗斯内部长期以来积聚着诸多尚未彻底解决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与政治分歧。

正是凭借普京以个人魅力与铁腕统治所构建起的表面稳定，这些深层次问题才暂时被压制在社会表象之下。

假若普京因健康原因或其他变故而退出权力核心，或其威信持续遭到削弱，那么这些潜藏的矛盾很可能再度爆发。

届时，俄罗斯不仅有可能重演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后的动荡局面，甚至不排除面临进一步分裂的严峻风险。

倘若俄罗斯再次走向解体，谁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换一种方式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思考：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中，谁才是真正获取最多利益的一方？

实际上，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美国，而是欧洲各国。

正是由于苏联的瓦解，欧洲国家得以吸纳东欧地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类自然资源，从而实现了从欧共体向欧盟的重大升级。

如果俄罗斯真的迎来第二次分裂，毫无疑问，欧洲仍将从中获得最显著的优势。

长期以来，欧洲一直怀有吸纳俄罗斯的愿望，却又顾虑其庞大的体量难以掌控。

假如俄罗斯分裂为多个小型国家，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这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局面。

另一个难以预测的变量是来自美国政坛那位被戏称为“懂王”的人物。

相较于拜登所代表的民主党阵营，那些政客虽然行事果断且手段强硬，但他们的行动往往遵循着一定的国际政治规则与经验。

由于长期参与全球事务，他们的策略通常具备可分析的内在逻辑，这种对手实际上更符合传统博弈中的预期。

而特朗普的风格截然不同，尽管在政策连贯性上不如拜登缜密，但他常常表现出不可预知的决策倾向。

一旦他再次掌权，很可能会打乱民主党在欧洲精心构建的战略框架，带来全新的不确定性。

未来的景象依然朦胧不清，无人能够完全洞悉命运的最终安排。

或许最终的赢家将是东方的巨龙，又或许是某个尚未崭露头角的新兴力量。

然而，能够确定的是，主导世界格局的将不再是大西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