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自2024年起实施的生育激励政策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根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25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同比增加2.3%，连续11个月实现同比增长。这一变化与政府推出的多层次补贴体系密切相关：首尔市对新生儿家庭提供累计超过16万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仁川市则通过“1亿+idream”政策将补贴额度提升至54.5万元人民币。除直接资金支持外，韩国还同步推进住房优先分配、弹性工作制度、男性育儿假延长等配套措施，试图通过系统性政策组合缓解生育压力。

相比之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仍在加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9，2024年新生儿数量较2021年减少约180万。尽管多地已出台生育补贴政策，例如浙江省的育儿金制度、安徽省的生育假薪酬补贴，但政策效果尚未显现。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显示，一线城市家庭养育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达209万元，高房价、教育支出占比过高等结构性问题持续抑制生育意愿。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同比下降8.1%，婚育推迟现象进一步扩大了育龄人口基数的缺口。

韩国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尽管财政投入力度空前，但其总和生育率仍处于1.0左右的全球低位，人口负增长趋势尚未逆转。分析表明，单纯依赖经济激励难以解决深层次矛盾，例如职场性别歧视、托育服务短缺、育儿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问题。中国在借鉴韩国经验时，需结合自身国情调整政策框架：一线城市住房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普遍超过60%，教育内卷导致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32%，这些结构性压力远超韩国同期水平。

政策调整的复杂性在两国均体现显著。韩国通过立法强制企业落实男性育儿假，但使用率仍不足7%；中国尽管全面放开三孩政策，但2024年二孩及以上出生占比仅为28%。如何平衡经济激励与社会文化转型，成为两国共同面临的课题。韩国近期推动的“共同育儿”文化培育、中国部分城市试点的普惠托育服务，均尝试通过改变社会分工模式缓解家庭压力。然而，政策落地效果仍需长期观察，尤其在女性职业发展保障、公共托育资源供给等关键领域，政策设计与执行之间的差距仍较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