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南昌起义后期贡献卓著的一生
孔猛息陬孔猛2023-08-16 00:25山东
武汉军校， 亦被誉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该校乃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携手共建的军事学府。
1926年10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市党部及海外代表联席会议上，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除著名的黄埔军校外，军事政治学校可在其他省份设立。至10月底，国民党中央进一步决定，将原计划在武昌设立的政治训练班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并向全国范围招募学员，同时任命邓演达担任政治科主任之职。
1927年伊始，随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炮兵及工兵大队陆续迁至武汉，该校的政治科随之壮大，并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此分校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汪精卫出任党代表，而邓演达则担任代理校长一职。到了二月，该分校于武昌的两湖书院校址隆重举行了开学典礼。
三月，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将原有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并对军校名称进行更正，正式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谭延闿、徐谦、恽代英、邓演达、顾孟余五人共同构成了校务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其中，共产党员恽代英负责主持实际工作。
该校秉承黄埔军校的办学传统，既重视军事训练，亦注重政治教育，致力于培养具备连排级指挥能力的干部。1927年7月，该校第六期学员正式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军官教导团。军校正式停办。
陈毅生于1901年。1919年，陈毅先生自成都工业学校学成之后，毅然踏上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征途。在法国逗留期间，陈毅结识了周恩来等革命先辈，然而，他痴迷于文学创作，对革命事业尚无深厚兴趣，因此并未选择加入旅欧少共组织。
自被政府遣返回国，陈毅依然为上中法大学的事宜不懈努力。然而，因缺乏支持，他未能如愿以偿，只得暂时回家休息。求职过程中，他饱受歧视之苦，愈发感受到组织的力量至关重要。于是，在1922年，他写信给曾向他传授进步思想的蔡和森，表达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强烈愿望。蔡和森收到信后，给予了他的请求以肯定答复。
1923年，陈毅如愿踏入北京新设的中法大学文学院，开启了求学的旅程。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革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李大钊等党内的重要人物。毕业后，他迅速被委派至四川，投身于兵运工作，先后服务于川军数个不同部队。
任职于合川三师政治部文书期间，察觉到代师长有意图加害于己，遂于1927年4月，借助当时担任川军旅长的同学郭勋祺的协助，乘坐船只前往北伐解放后的武汉。
1927年四月，陈毅同志自重庆朝天门码头起航，沿江顺流而下，于23日抵达了素有江城之称的武汉。彼时，武汉市民正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讨伐。
陈毅刚步入黄鹤之地，便恰逢武汉军校学生在阅马场举行声讨蒋介石的大会，与会群众络绎不绝，人数多达数万。目睹此情此景，他心中激动不已。对比眼前的政治氛围与四川的白色恐怖，两者形成鲜明对比，恍若隔世。
陈毅迅速前往武昌，前往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办理组织关系的转接，并恳请予以工作安排。彼时，国民政府正派遣军队北上，旨在讨伐张作霖。叶挺部武汉留守，补充兵员中。党组织随后安排陈毅加入叶挺指挥的24师。
此时，陈毅邂逅了在军委供职的同乡毅昌颐。昔日，他们曾携手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又一同归国。得知湖北省委将安排陈毅加入叶挺的部队服役，毅昌颐建议陈毅暂缓前往报到，静候中央军委的正式通知。
两日之后，毅昌颐特邀陈毅前往中央军委，与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进行会面。陈毅与聂荣臻素来交好，故此相遇，双方均深感亲切。
聂荣臻将其派遣至武汉的军校，负责党的相关工作，并授予其政治部准尉文书之职。
昔日武汉军校委员会由三位常委组成，其中一位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另一位则是武汉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第三位则是恽代英。邓演达与谭延闿均因公务繁忙，无暇分身，未能对军校事务给予足够的关注。恽代英主持军校工作。
陈毅、恽代英、施存统组党委。陈毅同志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产党党委书记一职。
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暗中指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地区发动叛乱。5月17日，夏斗寅率领部队沿江而下，对武汉进行偷袭，然而，他们遭到了叶挺指挥的部队以及武汉军校学生军的联合反击，最终被成功击溃。
5月21日，许克祥遵照蒋介石的指令，在长沙对工农群众进行了血腥屠杀，湘江河畔染上了斑斑血迹。
7月15日，汪精卫公然背叛革命，推动宁汉两派联合，邓演达悄然撤离武汉，国共两党的合作声明破裂，标志着第一次大革命以失败告终。
宁汉合流后，武汉军校改编。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教导团陈毅任教导团党委书记。
8月2日，教导团伴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讨伐蒋介石，沿长江顺流而下，抵达九江已是8月4日。此时，南昌起义的消息才传至耳畔。张发奎深知教导团中共党员人数众多，于是趁渡船分散之际，将全团成员徒手聚集，公开宣布“分共”政策。对于愿意追随叶挺、贺龙的同志，他予以“礼送”出境；而对于愿意留下的同志，则承诺一同前往广州。
当晚，陈毅紧急召集了共产党干部举行会议，作出决议：对于身份已暴露的党员，应立即撤离；其中一部分人员需分散前往南昌，加入共产党自己的队伍；另一部分则返回家乡，投身农民运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而对于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则需组建新的党支部，隐秘行事，继续坚持斗争。此后，这批人伴随教导团的步伐抵达广州，投身于广州起义的激流之中。
陈毅的共产党员身份不幸被揭露，他妥善安排了教导团的事务之后，便立即启程前往南昌。抵达南昌的8月6日，他方才得知叶部已经南迁撤离。
【军史】广州起义
面对无栖身之所的困境，陈毅与数位同伴不敢轻易投宿，形势堪忧。无奈之下，他们果断选择在夜间悄无声息地逃离城池，紧追起义部队的脚步。直至8月10日，陈毅在宜黄地带终于与南昌起义军成功汇合。
邂逅周恩来，陈毅倍感喜悦，二人自赴法国投身勤工俭学以来，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委派陈毅担任叶挺所领导的11军25师73团的团指导员一职。
随后，南下的起义军在汤坑遭遇了挫败，陈毅则随73团留守于三河坝。在朱德的指挥下，他执行了阻击任务。任务完成后，他南下追赴队伍，途中遭遇了潮汕失守后逃散而来的一批人，其中便包括粟裕。
听闻起义军遭遇败绩，朱德于天心圩对残部实施了整编，兵力缩减至八百余众，仅余一个团的规模。正是一群热血沸腾的勇士，在二十载风霜砥砺中，共创了辉煌的基业。
朱德担纲纵队长重任，陈毅担任党的代表，王尔琢则担任参谋长一职。林彪虽曾从见习排长晋升为连长，但此刻仍坚守连长之位。粟裕由起义军警卫队的班长擢升为连指导员。
随后，陈毅与粟裕并肩跟随朱德参与了湘南起义，队伍规模迅速壮大，增至三个师，总人数近万人。他们继而奔赴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一团人会师。
短短一年间，井冈山根据地因地域狭窄、人口稀少，难以维系军队的供给。随着彭德怀的红五军七百余人抵达山上，他们便留驻于此，与王佐、袁文才的队伍并肩坚守。朱德和毛泽东则率领主力部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并在局势有所好转后，成功建立了江西苏区。然而，井冈山根据地却因敌我力量悬殊而最终失守。
陈毅曾执掌红22军军务，经历肃反队伍的缩减后，部队被改编为第64师。起初，唐天际接任师长之职，不久后，粟裕继任师长一职。在成功解救因富田事变被捕的肃反主任李韶九后，陈毅肩负重任，担任赣西南特委书记一职，主持相关工作。随后，他又出任江西军区司令。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旅后，陈毅毅然留下，担纲苏区办事处主任之职。他同苏区司令兼政委项英并肩作战，共克时艰。随后，两人转战赣粤边，投身于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之中。
在南方，历经三年的游击战岁月，直至“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携手共赴抗日战场。在此背景下，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整编为新的部队——新四军。陈毅同志被任命为第一支队的司令，而粟裕同志则担任第二支队的副司令。
陈毅虽有军事主官之经历，然而其在统战与文学领域更具专长，而粟裕则以军事才能见长。正因为如此，两人相互配合，堪称佳偶天成。
皖南事变爆发之际，陈毅肩负重任，接任新四军的代军长之职；与此同时，粟裕亦担纲重任，被任命为第一师师长。
新成立的四军军部最初选址盐城，然而不久便遭遇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在此情况下，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等人认为在水网密布的地带构建稳固的根据地颇为不易，遂决定将军部迁往皖东苏西的黄花塘地区。
此后，一场名为“黄花塘事件”的风波席卷而来，陈毅与饶漱石之间矛盾激化，不快之情溢于言表。在上级的安排下，陈毅于1943年返回延安，投身于七大筹备工作的重任。与此同时，张云逸接替其位，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职务。
抗战胜利之际，陈毅重返华东，正式执掌新四军军印。中央采纳“巩固南疆、拓展北土”的战略方针，派遣山东八路军主力跨关东进，抢占东北要地。陈毅亦肩负山东军区司令重任，将北上山东的新四军第一师之半（叶飞部下辖三旅）、第二师、第七师，以及留在山东的第八师整合，组建成山东野战军，由其担任司令一职。
粟裕指挥新四军第一师之主力与第六师残部，携手新四军第四师，共同组建了华中野战军，并担任其司令之职。
华中野战军由陈毅指挥。
陈毅所率之山东根据地，不仅汇聚了新四军主力部分及山东地方的主力第八师构成的野战军，总计7.4万人，更包括鲁南、鲁中、渤海、胶东等地设立的多个三级军区，共计20万地方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八路军主力撤退后留下的二三等力量构成，虽有一部分主力部队，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在此背景下，陈毅主要指挥山野部队及华中野第九纵队等，在鲁南、淮北一线以及鲁中地区展开作战。
华中野战军与山野部队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陈毅将军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将军出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将军则担纲副政治委员。战役指挥的重任落在了粟裕将军的肩上。我们期望在敌军集结之际，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取得辉煌的胜利。
继而，粟裕挺进山野指挥所，运筹帷幄，成功指挥打赢了宿北战役，一举歼灭了一个整编师。与此同时，谭震林在南线严密布防，确保战局稳定。随后，山野与华中野并肩作战，再度取得鲁南战役的胜利，共歼灭两个整编师及一个快速纵队，缴获了大量人马与武器装备。
饶漱石亦自东北军调处岗位归来，投身于华东野战军的整编工作之中。他将山东境内各三级军区所辖的主要地方部队纳入野战军编制，与山东野战军及华中野战军并肩作战，共同组建了9个野战纵队及1个特种纵队，总兵力达27万人。
此后，接连取得莱芜之战、泰蒙之战、孟良崮之战的胜利，共歼灭敌军4个整编师或军，直至七月时分开始实施分兵作战。
随着国军对陕北的发起攻势，朱德、刘少奇率领部分机关迁往华北，并在此成立了中央工委以指导相关工作。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则留在陕北，他们四处奔走，不仅要指导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的作战，还需持续关注并指导其他战场的局势。
鉴于当前的困境，毛周等人建议将华东野战军兵力分散，进行外线作战，挺进中原。同时，他们提议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邓指挥，率领四个主力纵队，共计十二万人，渡过黄河，展开南进作战。
粟裕不赞同大规模分兵。华东地区的敌人已形成规模，频繁以整编师或军的规模集体行动，原本战机就已难得，若再分兵出击，更是难以找到可乘之机，只得陷入持久消耗战。然而，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果断派出5个纵队向敌后出击，以支援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的作战行动，并在其后实施千里跃进，挺进大别山。
华野分出的5个纵队，再次分兵为两路，难以形成统一战线，故而仅能取得小规模胜利。面对集结多师的国军，我军未能发动彻底的歼灭战，损失与减员尤为严重。
我军内线部署的四个纵队，面对集结的国军五个整编师或军的压力，根本无法进行决战性的歼灭作战。然而，他们又不得不肩负起支援外出部队的重任，因此，尽管心知肚难，仍勇敢地投入了南麻临朐战役。遗憾的是，这场战役并未能达成预期的歼灭目标，且我军伤亡颇重。一向战无不胜的华野部队，此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战事纪实】1947年7月17日，山东地域爆发了南麻战役。
【战事纪要】1947年7月24日，山东临朐战役爆发
刘邓率领的12万大军历经千里跃进至大别山，却不幸陷入桂系与中央系国军的重重围堵与追击之中。同时，野战军内部意见分歧，使得无法发动有效的歼灭战来扭转战局。部队减员接近一半，一度被迫只能采取迂回战术，四处绕圈子。
毛周指令晋冀鲁豫陈赓兵团转战豫南，融入中原战场。同时，他派遣粟裕前往中原，指挥华野的5个纵队。在粟裕的恳请下，陈毅及华野指挥部、6纵和特纵亦一同前往，共同构成了外线兵团。而留下的3个纵队则组成了内线兵团，由饶漱石负责指挥。
陈毅在华野外线兵团驻扎中原数月之后，随即北上渤海与华北，着手协调后勤供应等关键事务。期间，他留下了粟裕负责指挥外线兵团的六个纵队。
面对大别山区的严峻形势，刘邓部队难以坚守，遂先后转向北方。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遣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的第一、第四、第六纵队渡过长江，挺进闽浙赣地区，对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进行袭扰。此举旨在吸引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南移，同时诱使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从而为东北野战军早日攻克全东北创造有利条件。基于此，他们指示粟裕率领这三个纵队北渡黄河，抵达濮阳进行休整和备战。
在筹备阶段，粟裕深思熟虑，认为我军渡江南下的举措弊大于利。此举不仅无法有效吸引国军重装备主力南下，反而削弱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战斗力。此外，我军若南下，携带的重装备将导致战力下降，且在无后方的作战环境下，补给线、伤病员的安置等问题亦将接踵而至。如同刘邓大军一般，我军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难以避免损兵折将，而战果也将寥寥无几。
若将兵力分三路纵队，共计十万余人南下作战，虽可能面临近半数减员的风险，但在江北集中兵力展开大规模战役，却能有望歼灭国民党军一两个主力整编师或军。此举不仅可改善中原战局，更将推动战局向有利于我方的方向发展。这一决策关乎胜败的关键，因此，粟裕斗胆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抒己见，探讨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取得胜利。
1948年4月，毛周任同志从陕北迁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随即召见正在濮阳休整的粟裕，商讨相关事宜。在五大书记听取粟裕的汇报并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采纳了粟裕的部分建议，决定给予他4至8个月的时间，在中原地区集中兵力，旨在消灭国民党军6至12个正规旅。随后，粟裕将率部南渡。在此过程中，粟裕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他婉拒了这一职务，最终担任了代司令员和代政治委员。陈毅继续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他与邓子恢等人一同西行，参与新成立的中原军区的组建工作，并出任该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
自那时起，粟裕主要负责指挥华东野战军，而陈毅则主要伴随中原野战军行动。此后，粟裕指挥了豫东战役与济南战役，并精心策划了淮海战役的战略部署。
历经京沪杭战役的洗礼，我国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与全国的解放。在此背景下，粟裕肩负起了华野军事工作的重任，而陈毅则先后与邓小平共同主持总前委事务，继而担任上海市长一职。直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粟裕被赋予抗美援朝的任务，陈毅这才再次执掌华东军区军事工作的大权。
陈毅在主持华东军区数年工作后，被调至中央，主掌外事事务。与此同时，粟裕自苏联治疗归来，荣任副总长一职，后升任总长。
随着高饶事件爆发，在“黄花塘”事件中与饶漱石有积怨的陈毅加入批判行列，并在1955年4月1日与邓小平等人主持召集华东中原干部开会，提出“饶粟关系问题”，在刘伯承出面帮粟裕说话后，粟裕没有被打成饶漱石同党。
1955年军衔授衔前，在毛主席卸下大元帅军衔之际，他提出了一项主张，即对转业军人不予授予军衔。
刘少奇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主张无需授予陈毅元帅军衔。
自新中国成立之际，陈毅便受命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全面负责科技、政法、文化及外交等领域的工作。嗣后，国务院进行了新一轮的职能划分，陈毅负责分管民族事务以及科学、卫生等领域的事务。
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刘少奇提出对陈毅不予授衔的建议，与会者们普遍对此表示赞同。
若未赋予陈毅元帅相应的军衔，则不可避免地需挑选一位与他资历相匹敌的将领，此人须能充分代表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的粟裕，无疑是最佳人选。
刘少奇继而阐述道：粟裕同志在军事才能与战功上均堪称卓越，他荣膺元帅之位，实至名归。因此，我提议，宜将陈毅同志的职务由粟裕同志接替。
然而，身处北戴河执行公务的周恩来得知此事后，便迅速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保留陈毅元帅军衔。。
刘少奇力主粟裕晋升为元帅，而自身却毅然拒绝接受这一荣誉。评我已很高。
毛主席对粟裕辞帅感慨不已。粟裕不凡！三辞帅位！
随后，军委接连召开三次会议，对陈毅与粟裕的去留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周总理的坚定支持下，陈毅的名字最终被纳入元帅授衔的名单之中。
1958年5月27日，军委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该会议历时近两个月，从5月27日持续至7月22日。此次会议对军事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会议进程中，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援助兼政委的刘伯承将军，以及训练总监部的肖克上将和副部长李达上将等，均被指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关键人物。
当时的总参谋长，粟裕大将军，也未能幸免于难，他被指控为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而受到批判。批判的态势不仅限于批评，更演变成了一场清算旧账、强加罪名的行动。在批判的漩涡中，针对粟裕大将军的指控不断累积，到了8月31日，他被迫卸任总参谋长一职，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并被禁止与军队有任何接触。自此，粟裕将军与军队隔绝，含冤至今，直至生命终结，其冤情亦未得昭雪。
在会议中，陈毅对粟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性格“深沉”，并指出他涉嫌参与了“黄花塘事件”。面对粟裕的辩解，称自己当时身处苏中，并未在黄花塘，且未曾介入其中，陈毅转而指责粟裕在苏中抗日战场上的胜利为饶漱石策划“黄花塘事件”提供了便利条件。此外，陈毅还提到，他之所以被调往中野，是饶漱石意图“以粟裕取代陈毅”的阴谋。
粟裕同志遭受了“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和“里通外国”的诬陷，其总长一职被剥夺，被调至军科院担任副院长，投身于学术研究。即便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名誉也未得到恢复。
1972年1月6日，陈毅同志不幸因肠癌离世。听闻这一噩耗，毛主席深感悲痛，尽管彼时他的健康状况已相当堪忧，但主席仍毅然决然地坚持出席了追悼会。在追悼会尚未正式开始之际，他强忍病痛之苦，亲自抵达现场，并亲切地与陈毅同志的妻子张茜女士交谈。“陈毅是个好同志！”
1975年8月，陈毅将军的子女与粟裕大将的女儿喜结连理，自此，陈、粟两家正式结为姻亲。